外贸纺织企业:“饭碗”更加的难端

在键盘声嗒嗒作响的办公室里,外贸业务员小孔一边忙着查收邮件、发询盘,一边还要忙着其他业务员所负责的跟进生产进度和物流情况,而周围的几个外贸业务员也都是一人兼顾两三个人的负责区域和业务,忙的不可开交。

“请叫我龙哥。”浙江汇孚集团总经理邵龙河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的英文名是Longa,老外喊起来听着也像“龙哥”。

“你的那位同学什么时候能到岗?”外贸总监蒋励显得有些焦灼地问小孔,而另一旁的人事经理对蒋励说,纺织工也没招到合适的。

今年50岁的龙哥,头发齐齐后梳,颇有上世纪80年代港台文艺片的味道,但是看上去时髦得体,一点儿也不过时。

“目前正值?双十一‘和?黑色星期五’等订单旺盛期,但企业再次遇到招工难。”蒋励告诉记者,作为浙江棒杰数码针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外贸总监的她,随着近年来客户需求的不断增长,但企业外贸业务员的队伍却不稳定,找不到合适的员工。而公司生产一线的劳动力不足、新老员工接替不顺利等更是成为目前企业最大的问题。

从10多家到30万家

劳动力短缺不只是服装企业,在义乌小商品城,一家工艺品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一些配件生产商的外迁,导致该工艺品外贸企业受到物流时效性差等因素的影响而成本增加,又因为行业整体以价格下滑来维持竞争优势,所以利润就变得很小,企业员工流失很普遍,不容易招到人和留住人。

龙哥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外贸人,对中国经贸体制的变化感受尤为深刻。

招工难成外贸企业普遍困境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外贸只有品种单一的丝绸纺织品、石油、茶叶等,承担着出口创汇的任务。彼时,10多家部委下辖的国营外贸专业总公司,才有开展外贸进出口业务的权限。

“90后谁愿意做这个?”在蒋励看来,在年轻人更青睐于投身互联网、金融、IT等行业的今天,多数外贸企业由于生产一线的熟练性工作内容单一、时间长、辛苦强度大等特点,已不再容易吸引到年轻人,同时又因为物价的上涨和生活成本增高,员工对薪酬的期望值也在增加。对于一些小企业或是利润不好的企业而言,无力负担较高的用工成本。

从1979年开始,外贸经营权逐步下放到地方省级外贸公司和国有大中型企业。1987年,外贸公司开始实施承包制改革,地方公司和总公司脱钩。1991年开始,外贸企业全面实现自负盈亏。1994年,中国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提出在外贸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我们企业目前给一线熟练工的月薪是5000元,并且包吃住,但还是很难招到人。”一家义乌的纺织轻工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龙哥就是在这一逐步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外贸生涯。

记者在义乌小商品商城走访时了解到,招工难成了外贸企业的普遍困境。一家来自广东的玩具企业告诉记者,为稳住员工,企业为招进来的员工尽可能地做一些拓展技能的培训,让员工成为多面手,但经常会面临着员工的跳槽,人才流失现象很普遍。

1993年11月,龙哥作为海南华鑫经济发展总公司
(汇孚集团前身,以下简称华鑫)的第一个外贸业务员、单证员、查货员,参加了当年的秋季广交会。

“虽然义乌是个充满商机的地方,但在人才引进方面依然欠发达,没有像上海、杭州那样的人才引进政策。”蒋励说,很多外地年轻人只希望在家门口工作,不愿到义乌来,在义乌工作的员工会考虑到住房等一些长久实际性的因素。

“那时候,能拿到广交会的摊位很不容易。”龙哥介绍说,因为当时外贸进出口经营权并未完全放开,省级以下的企业还没有资格参加。华鑫具有一定国企背景,是当时浙江省二轻工业总公司在海南创办的地产公司,海南地产出现泡沫后,华鑫转做外贸。

记者看到一项浙江房价的数据,作为经济强省的浙江,是全国综合房价较高的省份,而今年义乌房价以21476元/平方米的均价在浙江省排第二,今年4月份义乌二手房均价为19618元/平方米,同比增长29.08%。

据龙哥介绍,华鑫每个行业都涉及一些,却没有很强的技术含量和竞争优势。“21年以来,我们见证了人民币汇率不断上升,从1美元兑换人民币从10块多到现在的6块多,劳动力成本翻了几番,贸易摩擦越来越多。”

义乌市圣诞用品行业协会会长蔡勤亮告诉记者,义乌是周边一片地区中的金融中心,随着近年来义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房价的上涨,在义乌工作的工人对生活的要求、对薪资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对于企业来说,生产成本会比周边其他地方高,所以有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开始转移到浙江省相对偏远的地区,以及江西、安徽、河南等省。

另一个让他犯难的问题是,现在一些老的业务骨干年纪大了,有知识、有活力的大学生做外贸的激情和动力却不像当年他们那一代人。主要原因是,现在外贸行业的收入已今非昔比,外贸不再是就业的“香饽饽”。

升级设备和产品以减少成本

而这多少与中国外贸体制的演变有关系。

“东南亚普遍的劳动力成本在120到200美元内,非洲甚至包吃住的情况下只要100美元,而国内目前月薪为5000到6000元,企业税负还高。”一家转移到越南加工生产的服装企业的外贸业务员对记者说。

2004年,为兑现“入世”承诺,中国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取消对所有外贸经营主体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改为备案登记制。2005年1月1日,中国取消了纺织品出口配额,体制内纺企的最后一块
“护身符”也被撤下。政策一放开,各种大大小小的外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到2013年,有进出口经营实绩的企业超过30万家。

义乌市商务局出口贸易科副科长黄俊侨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有些外贸企业向内地其他省份转移,有些向东南亚转移。由于目前东南沿海地区土地贵、资源紧张、房价上涨、生产成本大幅提升,多数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安徽、四川、贵州、河南等省份转移。有些企业将工厂搬到越南、孟加拉国等地,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有能力和有意愿的企业在考虑转移。

撤掉市场准入门槛对民企来说是好事,人人都可以做外贸了,出现了普遍竞争。但一下子全部放开也带来了中国外贸至今无法痊愈的“硬伤”——低价竞争、模仿抄袭,“中国制造”甚至成为中低端商品的代名词。

记者了解到,虽然东南亚劳动力成本低,但也有一些外贸企业表示不如国内生产更具备优势,另外一些低价的工艺品、礼品企业考虑到物流、交通等其他环节的成本,而不考虑转移。

“方方面面的因素,造成现在的外贸饭碗不好端,辛苦,竞争压力大。”龙哥说。

“对于没能力转移或是不便于转移的企业而言,通过更换设备和升级产品来控制成本。”在黄俊侨看来,设备升级一是为了减少人工成本,同时也是为了产品需要,有些产品是需要新设备来生产的。升级产品可以提高产品价格及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汇孚集团的外贸一线工作人员,工作时间都比较长。其中一个是时差问题,业务做得好的员工,配合欧美客户加班是家常便饭,第二天国内的海关、税务部门照常上班,外贸员工又得起来赶业务。“我们是夹心饼,两头加班。”邵龙河打趣地说,这种忙碌的日子,从2005年持续到现在,在完全竞争的压力下,要跟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必须加倍努力。

“下一步企业会继续引进高端智能设备,包括自动化包装等,能需要设备和智能技术完成的环节,就解放劳动力。”蒋励对记者说,同时企业在稳住员工方面做更多的完善,比如员工居住环境、生活环境等方面。对于员工来说,挣钱是一方面,同时也在看重发展空间和个人价值,企业应多给予员工在事业上不断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注重员工的技能培训,由单一工种变成多工种,而不应太顾虑人才流失,眼界应放长远。除此之外,还要制定一些奖励制度,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难得的是,这么多年来,汇孚集团从事外贸的业务人员基本稳定。龙哥骄傲地说,“老中青三代都有。女性占2/3,大部分业务做得好的还是女士。”

记者在走访中获悉,多数外贸企业认为,下一步将调整产业结构,向上游产业链延伸。一些传统制造企业表示将向智能制造转型,以通过精益生产降低成本来提升企业竞争力,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改造为技术密集型企业。

从转移东南亚到搬迁内地

“外贸企业招工难是长期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建立精益生产体系、增加员工收入、改善员工生活环境的同时,不断将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是一方面,同时需要人才引进等一系列地区性政策的支持。”蒋励说。

但让龙哥及其他外贸企业老板头疼的是,一线工人普遍面临招工难。

每年春节过后的二三月份,很多外贸企业由于工人不到位,生产周转不起来,产量很低。汇孚集团今年过年后,用工缺口达30%。“很多工厂缺口达50%,没法开工。”邵龙河说。

此外,新一代产业工人的要求不像他们父辈那样,他们要求工资高、待遇好之外,还要“附近有得玩”,有消费的地方。“我们的厂区在开发区,住宿条件都不错。”龙哥说,但离市中心较远,娱乐设施和商业繁华地段不多。

与一线工人招工难并行的是,劳动力成本年年上涨。“每过一个年,劳动力成本会增加15%~20%。”龙哥说。

目前,汇孚集团旗下有14个进出口业务部、5家控股企业、6家参股企业。其中一家控股企业湖州艾诗雅特制衣有限公司是加工厂,有300多名工人。

汇孚集团一线工人的平均月薪税后在3500元以上。“本科生头一两年没那么高,业务进步快的平均能有4000外贸纺织企业:“饭碗”更加的难端。~4500元。”龙哥说,这超过了东欧罗马尼亚的月薪水平。在罗马尼亚生产的产品是“欧洲制造”,具有产地优势,售价较高,但“中国制造”就很难提价。

2013年,汇孚集团出口2.2亿美元,进口8000万美元左右,进出口总额约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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